神牛资讯签证互通英国的小众岛国，文艺浓度超标了！

讲述爱尔兰神牛资讯啤酒帝国的Netflix新剧《健力士王朝》火热上线，爱尔兰，这个英国西边的岛国，对中国游客往往是拿着英签、把大不列颠转遍了之后的填空题。其实，这个五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却是文化领域的小巨人。从王尔德到贝克特，从小红莓到西城男孩，早已在不经意间进入我们的世界。什么？你不进剧场、不听音乐、也不看外国文学，只看春晚——家喻户晓的“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原作者叶芝也是这个国家的大诗人。

金秋的爱尔兰，云脚低垂，风从大西洋一路卷着潮气而来。都柏林泛着黑啤和威士忌麦芽香的石板路，更黑、更亮；西部浪花拍岸的荒原和草地，更金、更阔，正适合去寻找“哪里、谁，留下了什么印记”，你会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文学不是被供奉在玻璃柜里的名词，而是穿街过巷、混在酒泡与海风里的日常。

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北半球城市的古老精华一般都位于右岸。爱尔兰首都的母亲河利菲河也不例外。右岸核心区被总理府、各部大楼、议会、国家剧院等恢弘建筑众星捧月的，是他们的“老祖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比起“先有哈佛、再有美利坚”，这个国家1949年才正式独立，而早在1592年，和牛津剑桥并称三姐妹的爱尔兰精英学府已经囊括起这个小岛上最优秀的人才。至今，诺贝尔奖和爱尔兰两个词联系到一起，绝大部分时候都会导向这里。

学院外圈的建筑和内圈的众多杰出校友像中间的C位，照例是古老的图书馆。长厅的拱顶下层层陈列的古籍散发出微微令人不适、却忍不住去闻的饱蠹之气，中央书柜顶如同王位的位置，是《凯尔经》。这部九世纪爱尔兰修士的彩绘福音书，色彩绚烂、纹样繁复，细到羽毛笔的呼吸都像听得见。不仅是知识的象征，更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爱尔兰人把文字当作生活的器物，既日常，又神圣。

走出图书馆，穿过那个安放“残缺的地球”装置、时时提醒天之骄子们这个世界不完美的走廊，就到了大操场。开学季的风吹动草坪，石墙上爬山虎微微泛黄，仔细看场上的年轻健儿玩的不是我们熟悉的足球或橄榄球，而是板球。一攻一守的一对左撇子选手，让我脑海里迅速穿越到整一个世纪前，眼前的两个年轻人仿佛合体成为塞缪尔·贝克特，1920年代圣三一校队最好的左手击球手和左臂中速投手，唯一被写进《维斯登板球年鉴》的诺奖作家；脚下的书包也仿佛揣着年轻文豪才在图书馆里写下的、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专业笔记。板球场与藏书楼的近距离，成就了他“身在运动、心在虚空”的张力，但他知道在祖国等不到自己的戈多，于是凤栖梧桐去了巴黎，成为日后荒诞派戏剧的鼻祖。

下课了，时间快进到当代，背着电脑穿过同一片石拱的青春面孔里。仿佛有一张就是萨莉鲁尼。尽管这位世界级的九零后女作家，十年前也早已毕业了。但她把《正常人》里玛丽安与康奈尔的青春，永远交给了母校：讨论课后的走廊、咖啡店里避雨的窗边、图书馆里互相错开的脚步……就连校门口公交站前变电箱，也被涂鸦少年用那部畅销小说的同名改编热门剧集的经典剧照，来向这位学姐致敬。圣三一成了年轻作家成长叙事的起点与回声室，也延续了大前辈王尔德以降的爱尔兰残酷青春美学传统。

从学院东门步行十来分钟，路过数家以王尔德为主题的酒吧和餐厅，就到了梅里恩广场，其西北角正对面，正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故居：乔治时代的建筑外立面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设、和同一时代来往的书信与那个时代造就的唯美主义者的少年轨迹。

故居正对面的广场西北角上，可能习惯了名人雕像“高大全”套路的观众会稍有不适——可能全世界最不正经的雕像就在这儿了，当然，本主就那样。王尔德彩石像半倚岩石，一腿伸直一腿蜷缩，石雕的绿色外套、粉色衣领，就像是他笔下的“快乐王子”，眼角和嘴角则挑着作家惯有的机锋。

更妙的是，雕像并非独自“演出”——它与两尊小雕塑组成一组意味深长的“三联画”：一尊为其妻康斯坦丝·劳埃德的孕期裸体跪像，象征家庭与情感的复杂根系；另一尊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青铜躯干，戏剧与生命力在此被凝为符号。

爱、美学与狂欢，在秋日黄昏的斜阳里形成一个隐秘的仪式场。坐在老王对面的长椅上，拿手机读起几页《道林·格雷的画像》，不由得反复琢磨那句“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竟然天就全黑了。

从学院向西穿过象征民族独立的都柏林城堡的门洞，和“首都之胃”中央市场长长的拱廊，就是本城最古老的两座教堂。北边靠河的是基督大教堂，地窖里最著名的不是中世纪朝圣者的足迹，而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里猫和老鼠追逐的干尸。

南边那座刺破天际的哥特尖顶，属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源自半神化的爱尔兰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据说450年，他曾用三叶草阐释三位一体，并在教堂旁公园内仍存的古井边为信徒施洗。现存建筑则从1191年就伫立在那里，大木门上黑铁铸成的纹样即三叶草。这座爱尔兰的国家大教堂，里面安葬着爱尔兰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如波意耳家族墓区，最下面那排就有化学课本上发现波意耳定律的化学家罗伯特·波意耳。

最著名的墓主，自然是1713—1745年的本堂主教乔纳森·斯威夫特。主教大人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上了我国中学课本的《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他生前从这里讲坛发出的声音，既是布道神牛资讯，也是抨击贫困与不公，讽刺虚伪与傲慢的公共呼吁。他以身殉职后，长眠的墓穴上拉丁文铭写着：“他以不屈不挠之心捍卫自由。若你敢，请效仿他，做一个自由之人。”原来，巨人国和小人国都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以寓言回望世界。

尽管这里走出了数位诺奖得主，但公认最会写爱尔兰人和都柏林人的，却是那位无冕之王乔伊斯。一定要找一天去城北平民区的乔伊斯之家。如果是6月16日“布鲁姆日”，即《尤利西斯》男主人公暴走的那天，这个被都柏林人视为第二国庆日的日子，这根本就挤不进去。即便平日，也会有骨灰粉丝打扮成书中的样子，在这里瞻仰过作家的全息宇宙之后，再从此起步，按照书中章节的提示，或者干脆在周六报个导览团，就能像布鲁姆那样，展开自己的尤利西斯漫游记。

出了也可以视作布鲁姆家的乔伊斯之家，就上了城市中轴线奥康奈大道。这条大道上立像的伟人，和圣帕特里克教堂长眠的不是一路：从自治运动领袖、到禁酒运动之父，从工会运动倡导者、到“青年爱尔兰”领导者……他们被高高在上立在大路中央，以至于在这条大街上等人、指路都是以雕像为坐标。很惭愧，我唯一认得的是最“渺小”的那尊，伫立街边默默看着过客的乔伊斯。

从奥康奈桥过利菲河，在邮局前寄一封信，再去斯文尼药房买一块柠檬香皂，只是塔达街的老澡堂已不存；那就转过圣三一学院的西门去商业步行街寡妇街（当地华人昵称，应为格拉夫顿街）给自己的女主角买个小礼物，最后再拐进那条古老的酒吧街公爵街，在21号那家Davy Byrnes，以男主角的那杯啤酒和那块干酪做个结尾。

还有些意犹未尽，决定穿过最多作家雕像的圣斯蒂芬公园，趁对面的爱尔兰文学博物馆（MoLI）还没关门：乔伊斯、叶芝、贝克特到鲁尼都在此并置展陈，手稿、录音与沉浸影像把“阅读”变成一次触手可及的体验。走出门时，秋风吹动树梢，感觉很奇妙：这座城不是在纪念文学，而是在继续写作。拼着馆名的缩写，发现原来这也是谐音梗：《尤利西斯》的女主角，就叫莫莉·布鲁姆。

和文学博物馆隔着圣斯蒂芬公园，寡妇街口的盖伊提剧院里，全世界演出最多场次的演出《大河之舞》，依然在这里驻演。高潮时即便只是路过，也能听到踢踏在木板上敲出风暴一样的节奏。乐队停顿的那一瞬，观众席像涨潮一样发出呼吸声。这座城市把传统练成了肌肉记忆，也就造就了持续不断的文化输出。

沿寡妇街一路向北到利菲河岸，就到了传说中的圣殿酒吧区——Temple Bar 的翻译实在是天作之合：其实此地以当年的地主、德高望重的圣三一学院院长坦普尔命名，Bar 则指河边地带。

而二战后，这里酒吧林立，以U2和小红莓为代表的诸多爱尔兰乐队也正是从这里走出，流行乐圣殿也当之无愧。未成名前，U2曾在这里的酒吧表演；其中那间Chameleon餐厅，专辑《Achtung Baby》录制期间，Bono和Gavin Friday 就是在那张8号桌聊了一下午把歌词一挥而就的。

如今圣殿酒吧区，除了酒吧还云集了各种画廊、剧院和艺术家，堪称都柏林版的左岸（虽然其实在右岸）。而真正的左岸，则是以小众精品著称的詹姆逊威士忌酒厂。顺着右岸再往西，工厂黑色大门上的金色竖琴标志，就是比大河之舞和摇滚乐还出名的爱尔兰大众文化名片。准确说，这名片是两面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缘起，就是健力士啤酒厂的经理们一次关于“谁最快”的争论——连碰个杯都得拿知识冒冒沫，这就是处处文化的爱尔兰人。

“去看看那家啤酒公司该是多么有趣，它本身就是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排列着大桶大桶的黑啤酒……”乔伊斯在小说《都柏林人》里，如此描写健力士啤酒厂。如今，这里每天生产250万品脱（1品脱约等于568毫升）黑啤，向全世界供应。而对于正宗都柏林人来说，“每天一品脱”，才叫真正的生活。

走进健力士啤酒展馆，按海拔自下而上，一路是酿造工艺与品牌史，直到顶层酒吧把城市秋景端上你眼前，除了黑啤烩羊肉、黑啤牛肉派这样市井遍地的国菜，更有只在厂区才能喝到的小批次试验款的实验线、甚至加入特浓咖啡的黑啤。

“倚门那女子，她生长的城里有条河；多舛的命途唉，从这河口流入……”微醺后沿着利菲河散步吹风，下意识吟诵起爱尔兰当代女诗人依婉·伯兰德的长诗《安娜·利菲》，在爱尔兰语中Liffey意为“生命”，难怪“大河之舞”如此壮阔。

并没有伸手示意，电车就停在我身边开了门，“不用买票了，末班，我请客。”便士桥、海关大楼等地标一一甩在身后，直到海闸处，那组为纪念爱尔兰鼠疫和土豆大饥荒、名为“移民”的雕塑——布鲁姆在夏至前从北走到南神牛资讯，而我则在秋分左右从西到东穿了几乎整个都柏林市区，这横向版“尤利西斯”，当得也算顺应天时。

从健力士酒厂不远的 Heuston 车站，乘爱尔兰国铁一路向西，就从海边抵达了大洋边，在高威车站下车时，鼻子第一个发现：大西洋一侧的空气里的盐分，远非爱尔兰海一侧可比；连西岸第一大城市的色彩，都比东岸的首都来得浓烈许多；海边房屋的强烈撞色，伴随着街头艺人吹的口琴，节奏时而古老时而嬉皮，声学也来得重口。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叫做西班牙拱廊，以当年集中接待那些南欧商船和水手出名——难怪感觉这里不太像个北方城市，很浓人。

记得爱尔兰文学博物馆里的重磅位置，也挤进了几位英国公民的身影：诺奖得主萧伯纳，读大学就到伦敦了，而且那年代爱尔兰远未独立，算情有可原；伦敦生伦敦长的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也赫然在列——原来，这位伦敦西区舞台和美国好莱坞双双最贵的大编剧兼导演，前半生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每年暑假，爱尔兰裔的父母总会把他和哥哥、后来的另一位大编剧约翰一起，送回高威的奶奶家。

高威本就是爱尔兰的海鲜之都，而大西洋的海味在金秋时节尤其动人。西班牙拱廊附近有家海鲜餐厅名曰 McDonogh，一碗奶油鱼汤，一份炸鳐鱼薯条，只消洒点醋，那份深海独有的鲜甜，马上带我从海风拍得七荤八素中还了阳。问老板和作家兄弟的关系，得到“19 世纪时应该是一家”的回答，这是爱尔兰西海岸的大姓，“不信我出这门口喊一嗓子：麦克多纳！你看有几个人回头。”

年轻的作家兄弟俩、尤其是弟弟偏偏不爱在城市里好好呆着，哪偏去哪转悠。马丁把记忆里的语言与荒野写进“丽南山”三部曲与“阿伦群岛”三部曲，都是这附近的地名。在北京鼓楼西剧场看过国人改编版的《丽南山的美人》和《荒凉西岸》，感受到故事的锋利并不受地理局限，而是来自一种面对艰难生活时的源于人性骨子里的黑色幽默。于是决定走山路告别西岸第一大城市，去真正的荒凉西岸看看：丽南山到底有没有美人，而美人现在又过得好不好。

从高威沿N59驶入康尼马拉国家公园，景色忽然阔大起来：毛茸茸的草地、铅灰色的湖面、被云影切割的山。路牌多为盖尔语，提醒你这片土地的古老血统。秋色让这里的色阶更厚：金、赭、黑、蓝、绿在风里快速转场。

抵达康尼玛拉的中心镇丽南，麦克多纳的“高密东北乡”到了：防波堤下三两成群的吃草绵羊，石墙后的堆着砍了一半木柴的院子，早起就酒气熏天的店门口……都像是剧中场景的片段还原。如《荒凉西岸》剧中那样，在酒吧里点杯掺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配上薯片，结果收获了听着像打架的热情寒暄。这里人说话有一种“直”，带着自嘲的刀口；而风把这些台词吹得更冷、更清醒。

精彩不是精彩，只是让人担心的是，这一路上看到的人，果然都如《丽南山的美人》，是个别孤独的中年人，陪着普遍孤独的老人。连高威这全国第四大城市都留不住年轻人，何况这里。

从高威乘公交车沿西海岸北上，两个半小时后，还好直觉算准，见到城市的样子便主动问了司机，“不好意思，忘了提醒你”，就说我的签证是英爱互通的吧——斯莱戈再往前走，下一个城市就是英国境内、北爱尔兰第二大城伦敦德里了。

从火车站前的巨幅涂鸦，到斯莱戈河畔清癯的雕像，叶芝之于斯莱戈的“一个人、一座城”不言而喻。其实，和麦克多纳一样，生在都柏林、长在伦敦的叶芝，只是把这一祖籍地看作自己的文学原乡。

而市郊的Drumcliff教堂，远方的本布尔本山如一张巨大的石桌，平整冷峻地铺开，爱尔兰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墓石低低卧着；和石材的低调朴拙如出一辙，重要的是朴实无华的字体刻出的墓志铭漂亮就够了，那是他《本布尔本组诗》中的一句：“冷眼旁观此生此死，骑士，策马前行。”

叶芝在此把个人命运、民族记忆与神话语言编织进同一首诗。同样的秋风卷着枯叶，在同一片地理和气候里，萨莉·鲁尼把青春的亲密与疼痛，一头安放在她成年后的都柏林，一头则放在青春的斯莱戈。漫步在斯莱戈这座整体北方文艺复兴风格明显的小城，《正常人》的剧集仿佛一帧一帧在闪回；另一个维度里，情绪的潮汐在海面与人群间涨落。

斯莱戈的书店里叶芝和鲁尼的专柜占了很大比例，而几万人口的小城特意保留了音像店，只因那里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的出道地。即便年事已高的店主开门相当佛系，仍不时有粉丝在店门口补拍一张“早年出道照”的同框。而斯莱戈河畔的餐厅，上座满不满都不妨碍现场乐队奏起西城男孩们的旧曲，而应和的三两个顾客，则让合唱式怀旧成为另一种民间诗歌。文艺与现实在这里从不对立，因为互相打扰，而依存共生。